作家萧红病逝于1942年1月22日，那时日军已占领了香港。25日黄昏，萧红的骨灰葬于当时荒无人迹的浅水湾滩头。墓前草草地立了端木蕻良手书的一块木牌，上面写着“萧红之墓”。
这年秋天，留港作家叶灵凤和戴望舒，在一位日本朋友的协助下进入已属于日军禁区的浅水湾，在萧红墓前献上了带去的花圈。墓葬周围用乱石堆成了小圈，外边又有一道水泥筑成圆圈。两年后，戴望舒还留下了一首怀念萧红的拜墓诗：
“走六小时寂寞的路／到你头边放一束红山茶／我等待着，长夜漫漫／你却卧听着海涛闲话”。
接着是日本投降，国内又燃起内战的烟云，有谁还记得冷寂滩头的萧红墓。萧红是寂寞的。
1946年春天，茅盾先生到了香港，特别想去浅水湾看看萧红的墓，终因摆脱不掉感伤的情绪而未能成行。
同年10月，夏衍到了香港。他刚由南京中共办事处调任香港工委成员，担任文委书记，同时又奉周恩来之命去新加坡开展工作，一边等候签证，一边还协助《华商报》做点编辑工作。就在这忙里偷闲中，他在10月10日那天，由光复后即到了香港的K君带路，专门去浅水湾给萧红扫墓。
“从黄泥?峡道转了一个急弯，浅水湾已经在望了，海水依旧平得像一面镜子，沙滩上还有人在喝茶，闲眺，开留声机，丽都俱乐部除出屋顶上的英文名字被改成日本字体的‘东亚’二字之外，一点也没有毁伤，依旧是耀眼的彩色遮阳，依旧是白衣服的西崽，依旧是‘热狗’和冰咖啡，铁丝网拆除之后，似乎比战前更没有战争的气味了……”
他们终于找到了萧红的墓：“没有隆起的坟堆，在一丛开着花的野草之间，露出一块半尺阔的木板，排开有刺的草，才看出‘萧红之墓’这四个大字，看笔迹就知这是端木写的，木牌后面有一棵我叫不出名字的大树……”
不知道这位引路的K君是谁，难道是绰号“小开”的潘汉年？不论是与不是，我以为这在夏衍一生传奇式的经历中当是一件小事，却又不是微不足道的，可惜在有关的夏衍传记中一向不为人知，我也是最近从上海远东出版社刚出版的《夜光杯文粹》一书中，读到夏公发表在1946年10月22日《新民晚报》副刊《夜光杯》上的《访萧红墓》才第一次知道。
从这行动中可以看出夏公对萧红充满了钦慕的感情，也表现出他心地宽广平易，念旧故人的人格美。这与某些自命不凡、唯我独革、瞧不起党外作家的人相比实有天壤之别。夏衍拜访萧红墓是他个人的行动，并不代表什么组织，但让人们看到这行动本身的人情味。萧红地下有知也会感到温暖。萧红不会寂寞的。
夏公与K君还采集了一些野花，结成一个花圈，挂在端木手书的木牌上。望着平静的大海，想到“受难，吃苦，呼号，倒下来，就这么永远安息了的”萧红，若是她知道胜利后的故乡东北，以及她的祖国在和平之后，仍得不到民主与和平，她能够平静地睡在这异乡的地下吗？“抬头北望，我们仿佛听到了大炮和轰炸的声音。”
这篇抒情散文正是夏衍集外的一篇佚作，有幸在半个世纪以后被人挖掘出来。就在这篇短文中，作者又以宽厚的胸怀与人为善的心理提供了如下一段鲜为人知的史料：
“我们很感谢英国人整理海滩的时候没有毁坏掉这个坟墓。整个浅水湾现在找不出另一个坟墓，萧红能够有这么一个埋骨之地倒似乎是一种异数了。很明白，管理海滩的人不铲平这个坟，外围的石围起了很大的作用，这是一位仗义的日本人拿出钱来修的，这个人是东京《朝日新闻》社的香港特派员，小掠广，他认识望舒也认识端木，除他之外，参加这善举和在战争中着意保存了这墓地的，还有《读卖新闻》社的记者和他的夫人。”
多年来我们在萧红研究资料中从来不知此事，多亏夏公记上了一笔。我们都不应该忘记，为我们做过一点好事的人，难道这也是多此一举的琐事吗？凡与夏公有过接触的人都知道，夏公虽是一位老共产党员，但他从来不摆老革命的架子，浑身更没有半点党八股气，为此却常被某些人目为思想“右倾”。读了这篇《访萧红墓》，我如沐春风，体味到一位共产党人的可亲可敬。这是我读散文时少有的一种感受，特别是在纪念夏公诞辰百年的日子里，我能读到他这篇佚作，实在感到意外而满足。
